李君豪，港交所任期最长的独立非执行董事之一，见证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的融合

作者 | 罗影

来源 | 紫荆(ID:bauhinia_magazine)

卓越的税制和法例、自由的货币市场，固然是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必要条件，但在中国经济起飞、中资IPO涌入香港的交易所之前，香港其实一直与纽约、伦敦有着不小的差距。伴随着改革开放40年的进程，香港作为世界投资中国的窗口，承担引进资本和技术的角色，吸引大批内地企业来港IPO或集资，在帮助中国内地企业发展的同时，也使香港自身金融市场的潜力得到充分发挥，成为三足鼎立的“纽伦港”之一。

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本刊记者专访了东泰集团主席李君豪。李君豪是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交所”）自2000年成立以来任期最长的独立非执行董事之一，亲自见证、参与了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这些年来的变化与发展。

“唔会睇错”H股

记者：上世纪90年代初内地资本市场刚开始开放的时候，作为成熟的香港资本市场的资深从业者，您是如何看待内地资本市场的？

李君豪

李君豪：1991年香港联合交易所就开始探讨让内地企业来港上市的问题了。当时内地和香港双方对此其实都颇有争议，很多人认为香港并非内地企业海外上市的首选地。港方最终促成这件事的主要功劳，应该归于时任香港联合交易所主席李业广，他在1991-1993年间多次组织香港代表团，前往北京向中央政府介绍香港集资市场的优点，最终说服内地相关部门同意国有企业首先来港上市。到1993年，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成熟了，香港联交所为H股的发行专门修订了《上市规则》，青岛啤酒是第一批来香港上市的国企之一，此后陆续来港上市的内地企业越来越多。

记者：第一批H股上市后，香港的资本市场有何反应？购买H股股票的香港股民多吗？

李君豪：香港人对于H股股票的态度，一开始其实并不是特别热衷，但随着香港回归的临近，H股变得越来越火、越来越受追捧。记得当时流行的一条纪录片，里面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甲问乙：你买咗几多H股吖？乙：买得唔少。甲：啊？如果睇错点算？乙：我唔会睇错嘅。

记者：您个人买过哪些H股股票？有没有亲身去内地投资的经历？

2007年，李君豪在湖南一所小学校访问

李君豪：90年代，我曾与一位外国VC投资人一起，去内地考察了很多企业，试图寻找收购或合并的机会。此前，东欧经历过与中国类似的改革进程，那位投资人在东欧成功收购重组过多家国有企业，因此也想要来中国寻找机会。我们去过广东、湖南、山东、东北等地，可惜因为种种原因，最终并没有成功。中国毕竟和欧洲不同，无论是文化、语言，还是投资环境，东欧与西方国家比较接近，而中国的差别太大了。

虽然“白忙一场”，但在那几年时间里，我看到很多、经历很多，也学习到很多。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次我和内地一家证券公司的员工聊天，他说：“你看中国内地的股票市场不能沽空、只能买入，所以我们的股市只会永远升！不会跌！”我在证券行业做了这么多年，当然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历史证明，世界上任何市场都是有升有跌的。不过当时我们互相说服不了对方。我想，后来中国股市这么多年的现实可能早就纠正了他的看法。

这件事其实也从某种程度上映射了内地40年来的经济发展轨迹：一样新事物刚出现时，当事人觉得很新鲜，但如果你去看看世界历史，就会像看一本书一样清晰，它会告诉你将发生什么。而香港证券市场过去的经历就像一本参考书，给内地的经济发展、资本市场发展路径以参考。

“保卫”港交所

记者：从2000年到2017年，您在港交所担任了17年独立非执行董事。这期间有哪些难忘的经历？

李君豪：近年来比较“大件事”的，要算2016年证监会提出关于上市审批改革的建议了。按照当时证监会的建议，证监会将设立一个上市监督委员会，拥有事先审核的权力。由证监会来审核公司上市资格的做法其实并不新鲜，十几年前英国就是这么做的，结果伦敦交易所在集资排名上从全球第二的位置跌到五名之外；新加坡也是这么做的，如今每年只有几只新股上市。如果此方案通过，对香港的金融市场绝对是一个重大打击。

作为港交所董事，我有责任表明自己的立场。于是，我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表明我本人不同意、不支持，同时我也明确告诉大家，如果此方案通过，香港就“到此为止”了，未来将再没有机会与世界领先市场竞争。紧接着，证监会也开记者会，针锋相对地说，反对此方案的人是不理解，其实新方案并没有增加证监会的权力，因为证监本来就有否决权。当时现场立刻有记者质疑：根据现时制度，证监是“最后把关的守门员”，公司的上市申请经交易所批准后，证监再提出要不要否决，否决亦需有充分理由；如果新方案通过，证监的角色变成了“在最前和最后都由他把关”，可以直接否决上市申请，而且不用解释。这其中的分别当然是极大的。好在，这个方案咨询的最后结果是：九成反对，一成支持。我算是尽全力为香港金融业的发展“守住了门”。

记者：2008年港交所董事改选风波中，您也发挥了关键作用。能否讲讲当时的经历和感受？

李君豪：的确，2008年的董事改选，在局外人看来或许只是一场例行选举，但其实对港交所的发展有着极其关键的影响。当时我是候选人之一，另一位候选人则由一位前外籍董事提名。当时对方若一旦获选，将大大削弱本地证券业在董事局内的代表性和平衡, 可能引致将来市场更多发展向外资倾斜。

竞选初期，市场一般估计我落后对手几千万支持票，以为输定了，但没想到，临到投票之前，很多华资股东、甚至是我以前的对手，把一迭一迭空白选票拿来交给我，让我自己填名字。当时特别感动，这是港交所成立以来，华资股东最团结的一次。最终我赢了一千几百万票，在成功连任港交所董事的那一刻，我由衷地感到作为一名中国人的欣慰和自豪。

相信中国相信香港

记者：除了为香港金融业的发展作出很大贡献，您还在香港、内地及海外担任了很多社会公职。您的父亲李东海先生当年也热心社会公益，获得过很多勋章和勋衔。您对社会工作的热情是否因受父亲影响？

李君豪：父亲的做事理念对我影响很大。他当年在香港童军总会、东华三院等机构担任过重要职位，在家乡捐建学校、图书馆、设立奖学金。80年代，父亲联合香港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发起成立了“香港友好协进会”。现在我也是友好协进会的会董，经常接待来自世界各国、尊重爱护香港的朋友。

父亲做过对国家最重要的一件事，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末。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受到质疑，很多西方国家纷纷从中国撤资、撤侨，意大利也有意召回旅中或在中国经商的本国国民，甚至打算召开G7会议、抵制中国。好在，意大利总统在做决定之前先给我父亲打了电话，找他过去，想要了解中国的真实状况到底是怎么样的。

父亲很早就开始与意大利做贸易，1968年他率香港贸发局代表团参加意大利米兰国际博览会，后又担任香港意大利文化协会会长，威尼斯水灾时他组织捐款，是第一个获得意大利最高勋衔“大十字爵士”的华人。因此，当时不仅是中国，整个东南亚发生了什么大事，意大利总统都要找我父亲去，问问他的看法。

记得当时父亲跟总统说，中国有十几亿人，不像你们的国家只有几千万人，一旦发生了重大事件，若不早日去除病灶，就会很快扩散，像是癌症一样。要是不够决断，以后问题会更加严重，这是没办法的事。这番话普通市民不一定能理解，但站在国家领导人的立场，意大利总统立刻明白并表示同意我父亲的话。因此，最终意大利并未撤走他们在中国的神父和商人。

由于其他国家的外商大量撤离，而当时适逢中国大力推行改革开放、前景无限，留守中国的意大利商人得到了更多、更好的机会。一年后，意大利总统特意前来跟我父亲道谢：“好在当时与你谈过，我们拿到了很多合约。”

记者：您在1991年创办了香港加拿大国际学校，如今它是香港最好的国际学校之一。当时您是出于什么考虑来创办这所非牟利学校的？

李君豪：1990年代，香港移民潮蔓延，很多人选择离开，但也有一些早年移民的人想要回流，其中以加拿大移民最多。这些早年移民加拿大的香港人回港时，子女教育却成了一个大问题。于是，我和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响应政府呼吁，筹划创办香港加拿大国际学校，来解决这个问题，以吸引人才回流。筹备期间，我从早上7点到9点、从周一到周五，几乎每天开会研究工作，足足坚持了9个月。如今，香港加拿大国际学校已是香港最好的国际学校之一，曾获得“全港最佳国际学校”的荣誉。

创办加拿大国际学校完全是为了香港的人才发展。无论在艰难时刻还是繁荣年代，父亲始终相信国家，我也一样，相信国家、相信香港，所以希望能够尽自己的力量，让国家和香港的未来变得更好。

本文来源于紫荆(ID:bauhinia_magazine)，发表于《紫荆》杂志2018年11月号，转载请注明出处，欢迎在文章底部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