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
——邓小平
1993年，一部叫《北京人在纽约》的电视剧火爆荧屏。
当时，“出国热”搅动着无数中国人内心的情感。尽管这部电视剧以残酷的真实性将不同文化群体的冲突展示了出来，但依然挡不住国人想去“看世界”的冲动。
也是当年，6家内地工业企业经过股份制改造，在香港主板市场发行H股股票，拉开了中国企业境外上市的序幕，也开辟了国有企业深层次改革新的探索路径。
这6家企业中，就包括中国第一家“走出去见世面”的造船企业——广船国际。
股份制“登场”
上市筹资，公开信息披露，规范经营和财务行为，这些现在看来最为平常的管理理念，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而言，还是陌生的语汇。
当1984年，世界银行驻北京办事处主任、菲律宾籍华人林重庚建议中国借鉴“股份制”改革国营企业的时候，中国绝大多数企业还处在扩大经营自主权，实行承包责任制的阶段。
上世纪80年代广州造船厂集装箱码头
根据《广船国际公司志》等文献记载，当时广州造船厂正层层落实、完善分厂制的承包。尽管收到了成效，但因承包制改革仅改变了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并未触及所有制问题，并未改变企业与职工的社会定位。因此，即便承包制做到极致，当短缺经济终结，船厂如何继续激发活力，又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
任福炜
对此，时任广州造船厂厂长任福炜有过细致的描述。
从改革开放到1988年完善分厂制，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虽然对企业实行了减税让利的优惠承包制，但企业每年要上缴利润大致45%左右，余下55%中交给国家两金12%，其余部分即为企业自有资金。其中，50%为发展资金；30%作奖励基金；20%作福利基金。我厂8000职工，每年人均创利1000~2000元，自有资金无法应付奖金和集体福利，也无法解决经营发展生产的需要，更不要说对扩大造船的大额投资的需要。
——《中国科技产业月刊》1994年第3期
任福炜20岁进入广船，经历了这家船厂从初创到发展，再到低谷和改革的艰辛岁月。
在常年与日本船厂的合作中，他对现代企业管理早已有了自己的思考。1987年，国务院组织大中型企业负责人赴美考察，这趟旅程更加坚定了任福炜做大广船的信念。特别是当他看到外国企业通过募集社会资金、利用国外资本“财源广进”之时，广船是不是也可以搞股份制的念头在他脑海产生。
对中国领导层，股票和股份制此时已算不上新鲜。
1984年11月，上海飞乐音响有限公司发行了中国第一张符合规范的股票。两年后，邓小平将其作为礼物赠予来访的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范尔霖。1988~1990年，深圳已有4家公司相继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
邓小平向范尔霖赠予上海飞乐音响公司股票
上海飞乐音响公司股票
于是，在1990年举行的全国船舶行业会议上，任福炜敞开了心扉：“让广船改革企业的投资机制，办成股份制企业，向外国企业那样到社会上募集发展资金，把股票推出上市，甚至推出境外上市，叩开社会资金和国外资金的大门。”
此话，语惊四座。
尽管在1990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继成立，但对许多中国老百姓而言，“股票”仍然是个新词。
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典礼，朱镕基（左）出席
深圳证券交易所开业典礼
“我只知道菜市场、肉市场，股票交易市场到底是卖菜还是卖肉？”在当时，这是一则流传很广的玩笑。
而在上层，股票与股份制引发的争论一刻也没有停止。
其核心是，股份制到底姓“资”还是姓“社”。有人质疑，“为什么不准亏损企业上市卖股票？”“搞股份制，就是在搞私有化。”
关于争论，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在其著作《我国股份制改革历程的回顾》中有这样一段评述。
刘鸿儒出席国际会议（前左）
社会主义国家都学政治经济学，而西方国家只学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我们为什么要学政治经济学，把“政治”放在前头？
改革上的许多事情，从经济上看，是需要的，是应该推动发展的；但从政治上看，从意识形态上看，在一定条件下很难被人接受。如果政治压力大，改革有的就要推迟，有的甚至夭折，因为经济要服从政治，改革要服从社会稳定。
……不可能要求每个领导都挺身而出，不怕丢官，大胆推进改革。特别是股票市场，政治风险这么大，不从政治上考虑，单从经济上考虑，永远是想不通的。
——《我国股份制改革历程的回顾》
争执不下之际，那位老人再次出面。
最重要的谈话，没有之一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先后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途中，他多次发表重要讲话，这就是著名的邓小平“南方谈话”。
因为这次谈话，任福炜与刘鸿儒的人生将出现交集。
1992年春，邓小平在深圳
1992年春，邓小平在武昌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 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
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南方谈话”后，股份制改革热潮骤起。刘鸿儒当时所在的国家体改委主持出台了《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等14个配套文件，到1992年年底，全国股份制试点企业达3700多家，69只股票上市发行。
1991年的深交所交易厅，“红马甲们”正手写竞价
1992年5月21日，中国股市一度放开了涨停板
备受鼓舞的任福炜也按耐不住了，在广船领导班子学习“南方谈话”的会议上，他将自己多年的设想，向党委做了详细的汇报。之后，他开始到处奔波，不知疲倦地游说，一股“拼了老命也要上市”的劲头。
就在任福炜寻路之时，刘鸿儒的探索也在进行。
1992年4月，刘鸿儒向国务院领导汇报了此前考察香港的情况，对中国企业赴港上市的利弊进行了分析。
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也有一些不利之处：一是开办中外合资企业不仅可以利用外资，还可以引进先进技术；利用香港股市筹集资金，则不能同时引进先进技术。当然，有了足够的资金就不愁买不到先进技术，只是要另外引进，成本也会高一些。二是上市公司必须是盈利状况好的，否则便无人购买股票，这等于是分出一块利润给海外股东。我们认为，这与办中外合资企业一样，是利用外资必须付出的一种代价，而且是互利的。三是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实际上也是对香港证券市场成长的一种支持。这与支持上海、深圳证券市场是否会有冲突？
——《关于中国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问题的研究报告》
当时决定，企业到香港上市还是要慎之又慎。
但香港方面已经等不及了。就在刘鸿儒汇报后没几天，香港联交所主席李业广率团访问北京。在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见面时，李提出内地企业到香港上市的问题。朱镕基当即表示：“可以选择十家左右国有企业到香港上市”。
香港交易所已开始全面电子化
香港为何如此迫切希望内地企业赴港上市，港媒分析认为：当时港股低迷，而距离“回归”只剩下5年，各种流言满天飞，此时引入内地企业发行股票，能够提振港股信心。
为上市去“上访”
当听说国家准备物色一批企业实行股份制试点赴港上市，广船领导班子迅速统一了认识，开始发动职工讨论，并积极向船舶总公司申请。
可进展并不顺利。因为，股份制实在太热了。
1992年8月，深圳发生著名的“8·10”抢购风波。8月13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部分省市股票市场试点工作座谈会”，朱镕基要求，给股份制热潮“降温”。
1992年“8·10”抢购风波
股份制有利于实现政企分开，但是另一方面，股份制本身并不一定能够解决经营者的自我约束机制问题。
……
股份制试点工作，要以探索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为主要目的。在目前市场发育很不完全的条件下，股份制对于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作用不宜过分夸大。
……
各地要加强对试点企业的正确引导，在转换经营机制、改善内部管理上下工夫。同时，要坚持试点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扩大的原则，着重抓好已试点企业的规范化工作，注意不断总结经验，不要急于在面上铺开。
……
股份制改革试点最好选择国营大型企业，这样才能积累经验。当然大企业改组工作量更大，不能仓促行事。
——《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一卷
在此背景下，经过船舶总公司推荐，以及主管部门严格筛选，广船还是赢得了机会。1992年9月，广船获批成为我国9家股份制改造试点企业之一，并筹划境内外公开发行股票，到香港上市交易。
1993年6月，刘鸿儒（中）考察广船，任福炜陪同（右）
获批只是第一步，挡在任福炜面前的还有三只“拦路虎”。即：如何确保船厂连续三年盈利；如何完成船厂资产评估、会计制度与国际接轨；以及最重要的，如何剥离船厂的社会包袱，轻装上阵。
对此，国家体改委生产体制司在其1998年出版的《企业股份制改革操作实务》一书中，分析了广船改制案例，并这样总结道：“既不能等政府职能改变，社会福利体系完善后再改制，也不能保持原样只改牌子为股份公司实质不变，使国内外投资者难以接受，改制必须切合实际。”
广船国际召开1993年股东大会
于是，面对第一只“老虎”，任福炜主打“未雨绸缪”。早在1989年，广船就制定了三年业绩目标，通过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开拓市场，1990~1992年人均创利分别达到5780元、11986元、12510元，被评为国家质量效益型企业。
第二只“老虎”，任福炜采用“引进外援”的策略，广船选聘了国内外10家专业单位组成顾问团，既有证券公司、咨询公司，也有律师事务所、估值师行，历经4个半月，完成了资产核算与评估工作。
对于最难驯服的“第三只虎”，任福炜的办法是“分而治之”。原广州造船厂划分为上市和非上市两部分，生产经营主要部分上市，组建广州广船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生活服务及少数经营单位等非上市部分，仍保留在广州造船厂。此外，学校、医疗、住房、婴托等也作出相应安排，上市部分与非上市部分之间的后勤服务关系以综合服务合同形式加以确定。
为此，任福炜可没少去北京。据老同志回忆，当时为了争取一项优惠政策，任福炜甚至带着被褥和草席来到国家信访办，并要求面见朱镕基。他这种“拼命”的劲头据说打动了不少工作人员，后来主动帮任福炜反映问题，为广船上市解决了一些难题。
1993年《中国船舶报》对广船国际成立的报道
经不懈努力，广州造船厂在1993年5月28日完成股份制改造，广州广船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正式诞生。
与此同时，内地与香港关于上市工作的联合磋商也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刘鸿儒与李业广带领工作小组，通过比较内地与香港在公司法律、证券法律、会计制度和上市制度等方面的差异，寻找解决方法，经过近一年协商，最终为内地企业到香港上市铺平道路。
刘鸿儒（左2）与李业广（右3）
1993年8月6日，广船国际股票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成为我国第一家境外上市的造船企业。到当年年底，广船股价走势良好。整个H股发行，广船实际收入3.1亿港元。
1993年《中国船舶报》对广船国际香港上市的报道
财源有了，狼也要来了
当“00317”的代码出现在香港联交所跳动的大屏幕上，任福炜可能还来不及去想，这只是广船全新挑战的开端。
随着此后A股成功上市，广船成为我国为数不多同时在境内和境外上市的企业。两次股票发行，广船募集了近10亿的社会资金。1993年，广船净利润达到1.1亿元，同比增长64.38%；1994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为1.57亿元和41.7%。
广船国际国内公众股股票认购申请表
广船国际举行A股上市新闻发布会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尤其是在高度开放的国际资本市场，“乌云”正向广船袭来。
1997年7月2日。没错，就在香港回归后的第一天，被称为国际“金融大鳄”的乔治·索罗斯发动了一场“嗜血的战争”——亚洲金融风暴。
拥有犹太血统的索罗斯继承了这个民族不同寻常的精明与坚韧，再加上欧美经济学知识背景和实战经验，让他在上世纪90年代成为国际资本市场谈之色变的“狠角色”。
1992年，他击垮英镑，净赚10亿美金，名声大噪。这一年，广船刚开始谋求股份制改造和境外上市。
索罗斯
索罗斯如何击垮英镑
关于亚洲的这场“风暴”，通过下面的文字，也许您能够感受到当时的“惊心动魄”。
索罗斯的如意算盘是：先从最不堪一击的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入手，进而搅乱亚洲”四小龙”。所以又把矛头瞄准了临近的香港，发起了闪击！
7月中旬，港币忽然遭到大量投机性的抛售，港币汇率受到冲击，一路下滑，已跌至1美元兑7.7500港币的心理关口附近；香港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各大银行门前挤满了挤兑的人群，港币开始多年来的首度告急。
10月20日，香港股市开始下跌。第二天恒生指数下跌765．33点，第三天继续下跌了1200点，最后下跌达10．41％。
同月，世界银行在香港举办年会，当时朱镕基、索罗斯、东南亚各国领袖都受邀与会，当时人民币是否贬值成为年会最敏感而重大的话题。在22日的演讲中，朱镕基当场对全场（包括坐在下面的索罗斯）表示：“中国将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立场，承担稳定亚洲金融环境的历史责任！”
此言一出，在场的亚洲各国领袖大松了一口气，这也代表着朱镕基正式向索罗斯宣战！东南亚金融大战正式开始！
……
1998年1月，香港爆发禽流感，全港陷入一片恐慌，特区政府扑杀130万只鸡，疫情前后持续半年。
8月5日，索罗斯开始对港币进行狙击，国际炒家们一天之内抛售200多亿港元。
此时，最重要是临危不乱，香港金融管理局运用财政储备如数吸纳，将汇市强行稳定在1美元兑换7.75港元的水平上！为什么要维护固定汇率呢？因为这是维护人们对香港信心的保证，一旦固定汇率制在索罗斯等率领的国际游资的冲击下失守，人们将会对香港失去信心，进而毁掉香港的繁荣。而索罗斯也已经投入大量真金白银来押注，这注定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
第二天，炒家又抛售200亿港元，金融管理局再次咬紧牙关照单全收。其后6天，炒家继续疯狂出货，多空激战空前惨烈，恒生指数一路狂泄到6600点，比一年前几乎下跌了10000点，总市值蒸发2万亿港元。
朱镕基说：“中央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的繁荣！”
8月13日，香港政府携巨额外汇基金进入股票市场和期货市场，与炒家直接对抗，并十分强悍地宣布将“不惜一切成本，一定要将8月的股指抬高600点”！
量子基金也不示弱，索罗斯在《华尔街日报》上公然叫嚣：“港府必败”！
当时的全球局势对索罗斯似乎更为有利，各地股市哀鸿一片，美国道琼斯股指连连重幅下挫，欧洲、拉美股市受连累，都相继跌下3%～8%。香港一役举世瞩目，如果恒生指数失守，港府的数百亿元将付之东流。反之，炒家们将损失20亿美元以上。
8月28日，多空双方到了决战之日！这一天是香港恒生指数期货8月合约的结算日，国际炒家们手里有大批期货单子到期必须出手。当日，炒家抛盘疯狂，港府照单全收，港市动荡如骇浪中的一叶扁舟，成交额创下日成交量的历史最高纪录。
下午4点整，收市钟声响起，恒生指数和期货指数分别稳坐7829点和7851点，索罗斯集团一败涂地。
曾荫权当晚宣布：在打击国际炒家、保卫香港股市和港币的战斗中，香港政府已经获胜！
——《跨界战争》
尽管香港在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下抵挡住了索罗斯的轮番“进攻”，但香港与内地都付出了巨大代价。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股民震惊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市民正在挤兑
恒生指数在1999年才重回万点以上，我国出口型企业也因为“人民币不贬值”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
其中，广船等造船企业不仅订单寥寥，还受多种因素影响，导致利润下滑、股价下跌。为了保证生产连续性，甚至低价抢单或者承接一些当时还不具备技术能力的高技术船舶，既影响上市公司业绩，也对投资者信心造成打击。
这些问题，在改制上市前，人们是预料不到的。如果不经历国际资本市场的锤炼，造船人也不会对跨境金融风险防控产生“懵懂的体会”——多亏当时中国金融市场并未开放，船企才能逃过一劫。
在汲取了血的教训后，“见过世面”的中国企业在1999年再次加快赴港上市的步伐。到2018年6月，H股数量由6家增至256家，市值由182亿港元升至超过6.43万亿港元。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对力主广船改制上市的任福炜来说，这一切他都看不到了。因为，1998年3月，在金融风暴最危急的时刻，退休不久的任福炜因病离世。
香港上市已成历史，但任福炜（右4）带领广船走过的路程永远值得铭记
可以告慰任福炜的是，风暴过后，逐渐恢复元气的广船依然是船舶工业管理最领先的企业之一，并在建立产权清晰的现代企业制度、加快资本运作的道路上，继续创造中国造船业更多的“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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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中国船舶报》相关年份合订本
广船国际公司志及官方微信公众号
《国有企业改革实录（1998-2008）》等
策划|张弘弢
编辑|李俨儿
美编|邓琪凡
校对|刘 颖
船行40年
船厂见闻让袁庚在蛇口插上“改革试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