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 家辦新智點
香港查氏家族是中國橫跨「政商學」三界的知名家族，其中有兩個代表人物：一個是紡織大王査濟民，一個是文壇奇才金庸（原名：查良鏞）。
如今，查濟民家族立足於香港，其產業遍布全球，旗下擁有金融投資、房地產、紡織工業、科技等諸多業務。
而作為查氏家族辦公室的CM Capital，至今已有40年多年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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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配置和決策機制
查濟民與金庸都出自浙江海寧袁花鎮龍山查氏家族。查濟民比金庸年長10歲，論輩分，査濟民是金庸的祖父，不過兩人常以「查老」「小查」互稱。兩人曾在香港基本法起草的過程中合作提出了著名的「雙查方案」，主張政制發展要逐步推進，成為日後香港政改的藍圖之一。
作為查氏集團家族辦公室的CM Capital（簡稱CMC），於1969年在硅谷創立。之所將地址選在硅谷，是因為當時査濟民的兒子們在位於硅谷的斯坦福大學上學。他們非常喜歡這個地方，並開始投資房地產。
因此，至今房地產一直是CMC重要的投資板塊之一。其中，對於商業建築，CMC不僅是投資者，還是實際運營者。隨着投資組合的增長，CMC逐漸進入風險投資領域，後又擴展到其他資產類別，如私募股權和對沖基金等。
2007年，CMC成立了子公司 CM Capital Advisors，選擇性地與尋求通過風險投資、私募股權和對沖基金等另類資產類別提高回報的機構投資者合作。
在投資組合上，CMC的房地產投資佔比38%，私募股權佔比約為55%，其他為風險投資、槓桿收購以及其他類型的私募結構化產品。其中，對於房地產，CMC選擇直投。對於其他類型的投資，CMC則有着不同的目標。
CMC高度重視資產的保值，並且希望能夠在保值的基礎上增值。它不會賭那些風險高得離譜的產品，儘管有時候也會配置一些風險高的產品。
在資產配置上，CMC有一個多元的智能資產配置策略，會不斷審查投資情況以確保有一個良好的具有競爭性和升值潛力的投資組合。在此基礎上，CMC會再增添一些風險高、回報也高的投資組合。
在決策上，CMC內部有一個正式的投資委員會，每月舉行一次會議，有定期議程。該投資委員會由Elizabeth、首席投資官、首席執行官和董事會主席組成。
基金投資部門主要負責匯總信息、盡職調查等一攬子計劃，並為各種基金經理提供參考和建議，如股票的贖回、或在特定戰略中是否需要更換基金經理等。
然後，由投資部門負責將這些信息匯總起來，供每月討論。
另外，CMC旗下有三個基金：另類投資基金（主要是私募股權基金），對沖基金和房地產基金。每一個基金都會有一個投資委員會，委員會的人會經常見面。
如今，CMC正從單一家辦變為一個聯合家辦，並接受一些外部資本的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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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愛規模克制的基金
CMC不喜歡規模太大的基金，主要是因為得不到它們的關注，且在談判的時候，自己沒有太多的主動權和靈活性。「對它們來說，我們只是一個數字而已。」Elizabeth說道。
如，CMC的證券投資組合經理只關注對沖基金，喜歡規模克制的基金，AUM在2-5億美元之間。
原因是，Elizabeth發現，當他們投資了那些4-5億美元的基金，以為自己做的是正確的決定時，卻發現當它們膨脹到20億美元AUM後，就會放棄之前的投資策略。
「它們規模太大了，無法執行正確的策略。」Elizabeth稱，CMC覺得它們正在走「下坡路」，因此不會選擇那些AUM為20億美元的基金。
通常，CMC會選擇5-10億美元之間的基金。但是，對於規模太小的基金（2億美元以下）也不會投資。儘管如此，但CMC有時仍會投資一些10億美元以上的基金，因為覺得其業績可期。
在選擇被投對象時，CMC會選擇那些從老牌或成熟基金中出來的人，因為對其過去的個人表現以及其投資情況都有所了解。
當然，CMC偶爾也會向新興的基金經理提供從200萬-300萬美元不等的私募資金。在選擇新興基金經理時，CMC也有自己的標準，會從自己所熟悉的其他機構里挑選。
在決定投資前，CMC會對其進行長達數年的觀察，如，他們如何與CMC進行互動，如何對CMC的問題做出回應等。
因為CMC追求長期回報，而非快速、短期的回報。所以，CMC極其重視人際關係，會與基金經理建立長期的、深厚的關係。在私募股權領域，CMC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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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篩選標的
在CMC內部，有一套嚴謹的、有紀律的投資流程。
在投資前，CMC會對被投方進行全面的盡調與分析。如果項目通不過，即使對方和CMC的關係再好，CMC也不會把錢給到對方。在CMC看來，「靠關係」是行不通的，它不能取代任何類型的定量分析或深入的盡職調查。
對於盡調調查，一般機構都會有自己的標準流程，或是基於網絡的通用問卷，或是為不同類型的基金經理創建自定義盡職調查問卷。
CMC所提倡的是使用標準的DDQ（盡職問卷調查表），即有一個適合每個基金經理的標準問題清單。CMC的標準問題清單主要聚焦於「風險」，涉及：該基金有哪些風險，是否有不良的尾部風險，最大風險是什麼等等。
然後，CMC會再去看其優勢——與同類競爭對手的不同之處，它的投資策略和原則是什麼等等。如，風險投資、私募股權、對沖基金的投資策略和原則分別是什麼，被投者是如何向投資者闡述其投資策略的。
對於團隊，CMC也有自己的考核標準：
首先，會看該基金經理對策略的了解和參與程度，以及執行程度。
其次，會看團隊，包括團隊成員、年齡、背景，任職年限等。
在決定投資前，CMC會與被投團隊開至少2-3次會議，以確保能全面考察對方。最重要的是，CMC會試圖與被投對象之間建立一種情感聯繫，如果能「喜歡」他們，自然會增加投資概率。
此外，CMC還會關注被投公司的經營理念和團隊文化，尤其關注他們作為一個團隊是如何互動的？是否真的如一支齊心協力的「球隊」，信任彼此？團隊成員之間是否存在着某種潛在的不快樂、不滿意或者敵意？
如果團隊之間的確存在着「敵意」或「不滿意」，這些對CMC來說，就是一個危險信號。CMC希望建立一個長期穩定的信任與合作關係，不想看到這個團隊在一年之內就爆發出大的內部矛盾，或某關鍵人物在六個月後就離開。
當然，組織架構、後台管理與設置情況，也是CMC的關注點之一，如CFO的背景以及工作經驗等。
除此之外，該公司的業績也是CMC選擇的標準之一。但如果它的業績非常好，而其他地方不符合CMC的考核標準，CMC也不會考慮投資。
在CMC看來，設立一個問卷調查標準對於很多家辦來說，是必要的。如，對於那些辦公地址在加拿大，而盡調對象卻在香港或新加坡的家辦來說，就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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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投「不懂稅務」的基金經理
由於CMC是一個由非美國和美國人組成的家辦，所以在投資上，CMC會將稅收問題考慮進去，並持十分謹慎的態度。可以說，這是CMC在挑選基金經理時，最關鍵的一個因素。
CMC會拒絕投資那些在稅收結構方面沒有經驗的基金經理，以及那些對投資者稅收問題並不真正關心的人。事實上，有很多基金經理都忽略了稅收這一問題。
Elizabeth舉例說道，如果一個基金經理告訴他們，在其外國投資者中，有些企業可能無法處理包括稅務等問題。
如果這些基金經理沒有為CMC或類似CMC這樣的投資者建立一個可替代的稅務解決方案或法律結構，就會失去很多機會。Elizabeth表示，他們不會替這些基金經理處理稅務問題，他們必須自己去「填寫稅單」，處理此事。
即使幾年後，他們完善了相關的稅收結構，CMC依舊會拒絕投資。原因是當初CMC來找他們時，他們對稅務不關心的態度已經進入其「pass名單」。
Elizabeth建議，如果基金能在內部能設置一個稅收風險防控管理系統，將會是一個明智的選擇。但是許多基金經理覺得這沒有幫助，且使得事情過於「繁瑣」。
退一步講，對於如CMC這樣的投資者而言，即使基金經理無法解決稅務問題，但只要對此保持敏感的態度，或者表現得稍微謙遜一些，CMC都會與他們保持良好的關係。但是，一旦他們對此問題變得漠不關心或粗心大意時，CMC就不會再考慮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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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投「答非所問者」
在面對那些「難以拒絕」的募資請求時，CMC向來都是積極主動的。
首先，CMC會通過搜索列出一個希望了解、可能投資的頂級基金經理目標清單，這樣的目標清單大約有15-20個。
其次，對於收到的不在他們列表清單中人的電子郵件或電話時，CMC會有多種處理方式，具體取決於這些郵件或電話是寄給或打給私募股權總監還是對沖基金總監。
如果CMC在此之前已與之建立了聯繫，或者已經通過另一層關係了解了他們，那麼他們就會獲得優先權。如果不是CMC認識的人，CMC就會像之前那樣去做研究和篩選。CMC會瀏覽每封電子郵件，接聽每一通電話，不會刪除任何郵件或不回複電話。
但Elizabeth不喜歡那些「答非所問者」。
此前，Elizabeth經常聽到投資組合經理向CMC的基金總監抱怨，基金經理未回應其募資請求。但在Elizabeth看來，這完全是投資組合經理自己的問題。
他們總是不停地向CMC的基金經理銷售自己的公司和產品。有時候，投資組合經理想要問一個關鍵的問題，得到的回答卻仍是「宣傳性的話語」。
「他們好像並沒有在聽我們說話。」Elizabeth表示。
著名管理學大師、人類潛能激勵大師史蒂芬·柯維曾說，要想影響他人，你必須首先受到影響。Elizabeth認為，作為一個基金經理，在回復之前，要首先學會傾聽，傾聽問題，回答「所要回答的」問題很重要。否則，Elizabeth Hammack只能拒絕他們，「我寧願和一個聽我說話的人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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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時俱進的管理章程
幾年前，為避免出現潛在的利益衝突，CMC意識到需要以書面形式將風險披露出來，於是編寫了家族辦公室管理章程。Elizabeth認為，這些書面的常識性的東西，對家辦來說非常有用。
而在家族辦公室管理章程問世前，CMC在處理矛盾和衝突時，帶有很大的隨意性。
如今，CMC會根據需要，每年對家族辦公室管理章程做出相應的更新與調整。這對於解決企業內部衝突、企業與家族之間的衝突有着良好的助益。
首先，它有利於提高投資的透明度，在投資決策產生衝突時，有助於解決問題。
其次，書面的家族辦公室管理章程和定期披露流程能讓每個人更有清楚地知道，什麼時候需要做溝通和交流，什麼地方可再透明一點。
第三，家族辦公室管理章程可讓一切事件更為公開，以確保任何問題和衝突都可被公開討論。
Elizabeth認為道德守則在整個委員會中產生了許多良好的影響，對投資委員會也是如此。
此外，CMC的家族辦公室管理章程除了投資上的披露標準部分外，還會對所投項目和私募基金進行一系列的問詢，包括該基金經理是否在不同的董事會成員里任職，是否參與了任何可能會導致衝突的當地組織等。
Elizabeth認為，對於每個家族來說，制定一些標準清單是有用的，包括家庭使命陳述、目標清單、風險管理程序、投資策略等。
雖然Elizabeth也看到一些團隊成員較少、規模較小的家辦，沒有相應的政策和流程，也做得很好。但他認為，一旦人員變動，卻沒有相應的記錄程序，或者相關的流程才剛剛建立起來，對一個公司來說是巨大的損失。
如，CMC一個員工離開了公司。如果沒有相關的記錄程序，CMC就無法知道該名員工到底做了什麼，是如何處理文件的。
於是，隨着時間的推移，CMC開始逐步完善記相關的記錄流程。後來，當有新人到來的時候，他就能很快上手。如果他有一些積極的建議和要求，CMC也可以及時修訂相關程序。如此，員工和公司可以共同發展與進步。
總之，CMC制定的公司政策和程序是「與時俱進」的。如，2007年，CMC計劃在SEC註冊為註冊投資顧問時，發現他們之前所做的政策依舊適用。
「這些都是從我們過去的錯誤中，吸取得來的。」Elizabeth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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