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券、股市，這些東西究竟好不好，有沒有危險，是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東西，社會主義能不能用？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
——鄧小平
1993年，一部叫《北京人在紐約》的電視劇火爆熒屏。
當時，「出國熱」攪動着無數中國人內心的情感。儘管這部電視劇以殘酷的真實性將不同文化群體的衝突展示了出來，但依然擋不住國人想去「看世界」的衝動。
也是當年，6家內地工業企業經過股份制改造，在香港主板市場發行H股股票，拉開了中國企業境外上市的序幕，也開闢了國有企業深層次改革新的探索路徑。
這6家企業中，就包括中國第一家「走出去見世面」的造船企業——廣船國際。
股份制「登場」
上市籌資，公開信息披露，規範經營和財務行為，這些現在看來最為平常的管理理念，對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中國而言，還是陌生的語彙。
當1984年，世界銀行駐北京辦事處主任、菲律賓籍華人林重庚建議中國借鑒「股份制」改革國營企業的時候，中國絕大多數企業還處在擴大經營自主權，實行承包責任制的階段。
上世紀80年代廣州造船廠集裝箱碼頭
根據《廣船國際公司志》等文獻記載，當時廣州造船廠正層層落實、完善分廠制的承包。儘管收到了成效，但因承包制改革僅改變了國家與企業的分配關係，並未觸及所有制問題，並未改變企業與職工的社會定位。因此，即便承包製做到極致，當短缺經濟終結，船廠如何繼續激發活力，又是一個必須面對的問題。
任福煒
對此，時任廣州造船廠廠長任福煒有過細緻的描述。
從改革開放到1988年完善分廠制，中國船舶工業總公司雖然對企業實行了減稅讓利的優惠承包制，但企業每年要上繳利潤大致45%左右，餘下55%中交給國家兩金12%，其餘部分即為企業自有資金。其中，50%為發展資金；30%作獎勵基金；20%作福利基金。我廠8000職工，每年人均創利1000~2000元，自有資金無法應付獎金和集體福利，也無法解決經營發展生產的需要，更不要說對擴大造船的大額投資的需要。
——《中國科技產業月刊》1994年第3期
任福煒20歲進入廣船，經歷了這家船廠從初創到發展，再到低谷和改革的艱辛歲月。
在常年與日本船廠的合作中，他對現代企業管理早已有了自己的思考。1987年，國務院組織大中型企業負責人赴美考察，這趟旅程更加堅定了任福煒做大廣船的信念。特別是當他看到外國企業通過募集社會資金、利用國外資本「財源廣進」之時，廣船是不是也可以搞股份制的念頭在他腦海產生。
對中國領導層，股票和股份制此時已算不上新鮮。
1984年11月，上海飛樂音響有限公司發行了中國第一張符合規範的股票。兩年後，鄧小平將其作為禮物贈予來訪的紐約證券交易所董事長范爾霖。1988~1990年，深圳已有4家公司相繼向社會公開發行股票。
鄧小平向范爾霖贈予上海飛樂音響公司股票
上海飛樂音響公司股票
於是，在1990年舉行的全國船舶行業會議上，任福煒敞開了心扉：「讓廣船改革企業的投資機制，辦成股份制企業，向外國企業那樣到社會上募集發展資金，把股票推出上市，甚至推出境外上市，叩開社會資金和國外資金的大門。」
此話，語驚四座。
儘管在1990年12月，上海證券交易所和深圳證券交易所相繼成立，但對許多中國老百姓而言，「股票」仍然是個新詞。
上海證券交易所開業典禮，朱鎔基（左）出席
深圳證券交易所開業典禮
「我只知道菜市場、肉市場，股票交易市場到底是賣菜還是賣肉？」在當時，這是一則流傳很廣的玩笑。
而在上層，股票與股份制引發的爭論一刻也沒有停止。
其核心是，股份制到底姓「資」還是姓「社」。有人質疑，「為什麼不準虧損企業上市賣股票？」「搞股份制，就是在搞私有化。」
關於爭論，中國證監會首任主席劉鴻儒在其著作《我國股份制改革歷程的回顧》中有這樣一段評述。
劉鴻儒出席國際會議（前左）
社會主義國家都學政治經濟學，而西方國家只學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我們為什麼要學政治經濟學，把「政治」放在前頭？
改革上的許多事情，從經濟上看，是需要的，是應該推動發展的；但從政治上看，從意識形態上看，在一定條件下很難被人接受。如果政治壓力大，改革有的就要推遲，有的甚至夭折，因為經濟要服從政治，改革要服從社會穩定。
……不可能要求每個領導都挺身而出，不怕丟官，大膽推進改革。特別是股票市場，政治風險這麼大，不從政治上考慮，單從經濟上考慮，永遠是想不通的。
——《我國股份制改革歷程的回顧》
爭執不下之際，那位老人再次出面。
最重要的談話，沒有之一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鄧小平先後視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途中，他多次發表重要講話，這就是著名的鄧小平「南方談話」。
因為這次談話，任福煒與劉鴻儒的人生將出現交集。
1992年春，鄧小平在深圳
1992年春，鄧小平在武昌
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 樣。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
……
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
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
……
證券、股市，這些東西究竟好不好，有沒有危險，是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東西，社會主義能不能用？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看對了，搞一兩年對了，放開；錯了，糾正，關了就是了。關，也可以快關，也可以慢關，也可以留一點尾巴……總之，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
「南方談話」後，股份制改革熱潮驟起。劉鴻儒當時所在的國家體改委主持出台了《股份制企業試點辦法》等14個配套文件，到1992年年底，全國股份制試點企業達3700多家，69隻股票上市發行。
1991年的深交所交易廳，「紅馬甲們」正手寫競價
1992年5月21日，中國股市一度放開了漲停板
備受鼓舞的任福煒也按耐不住了，在廣船領導班子學習「南方談話」的會議上，他將自己多年的設想，向黨委做了詳細的彙報。之後，他開始到處奔波，不知疲倦地遊說，一股「拼了老命也要上市」的勁頭。
就在任福煒尋路之時，劉鴻儒的探索也在進行。
1992年4月，劉鴻儒向國務院領導彙報了此前考察香港的情況，對中國企業赴港上市的利弊進行了分析。
內地企業在香港上市，也有一些不利之處：一是開辦中外合資企業不僅可以利用外資，還可以引進先進技術；利用香港股市籌集資金，則不能同時引進先進技術。當然，有了足夠的資金就不愁買不到先進技術，只是要另外引進，成本也會高一些。二是上市公司必須是盈利狀況好的，否則便無人購買股票，這等於是分出一塊利潤給海外股東。我們認為，這與辦中外合資企業一樣，是利用外資必須付出的一種代價，而且是互利的。三是內地企業在香港上市，實際上也是對香港證券市場成長的一種支持。這與支持上海、深圳證券市場是否會有衝突？
——《關於中國內地企業在香港上市問題的研究報告》
當時決定，企業到香港上市還是要慎之又慎。
但香港方面已經等不及了。就在劉鴻儒彙報後沒幾天，香港聯交所主席李業廣率團訪問北京。在與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見面時，李提出內地企業到香港上市的問題。朱鎔基當即表示：「可以選擇十家左右國有企業到香港上市」。
香港交易所已開始全面電子化
香港為何如此迫切希望內地企業赴港上市，港媒分析認為：當時港股低迷，而距離「回歸」只剩下5年，各種流言滿天飛，此時引入內地企業發行股票，能夠提振港股信心。
為上市去「上訪」
當聽說國家準備物色一批企業實行股份制試點赴港上市，廣船領導班子迅速統一了認識，開始發動職工討論，並積極向船舶總公司申請。
可進展並不順利。因為，股份制實在太熱了。
1992年8月，深圳發生著名的「8·10」搶購風波。8月13日，國務院在北京召開「部分省市股票市場試點工作座談會」，朱鎔基要求，給股份制熱潮「降溫」。
1992年「8·10」搶購風波
股份制有利於實現政企分開，但是另一方面，股份制本身並不一定能夠解決經營者的自我約束機制問題。
……
股份制試點工作，要以探索轉換企業經營機製為主要目的。在目前市場發育很不完全的條件下，股份制對於轉換企業經營機制的作用不宜過分誇大。
……
各地要加強對試點企業的正確引導，在轉換經營機制、改善內部管理上下工夫。同時，要堅持試點取得經驗後再逐步擴大的原則，着重抓好已試點企業的規範化工作，注意不斷總結經驗，不要急於在面上鋪開。
……
股份制改革試點最好選擇國營大型企業，這樣才能積累經驗。當然大企業改組工作量更大，不能倉促行事。
——《朱鎔基講話實錄》第一卷
在此背景下，經過船舶總公司推薦，以及主管部門嚴格篩選，廣船還是贏得了機會。1992年9月，廣船獲批成為我國9家股份制改造試點企業之一，並籌劃境內外公開發行股票，到香港上市交易。
1993年6月，劉鴻儒（中）考察廣船，任福煒陪同（右）
獲批只是第一步，擋在任福煒面前的還有三隻「攔路虎」。即：如何確保船廠連續三年盈利；如何完成船廠資產評估、會計制度與國際接軌；以及最重要的，如何剝離船廠的社會包袱，輕裝上陣。
對此，國家體改委生產體制司在其1998年出版的《企業股份制改革操作實務》一書中，分析了廣船改制案例，並這樣總結道：「既不能等政府職能改變，社會福利體系完善後再改制，也不能保持原樣只改牌子為股份公司實質不變，使國內外投資者難以接受，改制必須切合實際。」
廣船國際召開1993年股東大會
於是，面對第一隻「老虎」，任福煒主打「未雨綢繆」。早在1989年，廣船就制定了三年業績目標，通過調動職工的積極性，開拓市場，1990~1992年人均創利分別達到5780元、11986元、12510元，被評為國家質量效益型企業。
第二隻「老虎」，任福煒採用「引進外援」的策略，廣船選聘了國內外10家專業單位組成顧問團，既有證券公司、諮詢公司，也有律師事務所、估值師行，歷經4個半月，完成了資產核算與評估工作。
對於最難馴服的「第三隻虎」，任福煒的辦法是「分而治之」。原廣州造船廠劃分為上市和非上市兩部分，生產經營主要部分上市，組建廣州廣船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生活服務及少數經營單位等非上市部分，仍保留在廣州造船廠。此外，學校、醫療、住房、嬰托等也作出相應安排，上市部分與非上市部分之間的後勤服務關係以綜合服務合同形式加以確定。
為此，任福煒可沒少去北京。據老同志回憶，當時為了爭取一項優惠政策，任福煒甚至帶着被褥和草席來到國家信訪辦，並要求面見朱鎔基。他這種「拚命」的勁頭據說打動了不少工作人員，後來主動幫任福煒反映問題，為廣船上市解決了一些難題。
1993年《中國船舶報》對廣船國際成立的報道
經不懈努力，廣州造船廠在1993年5月28日完成股份制改造，廣州廣船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正式誕生。
與此同時，內地與香港關於上市工作的聯合磋商也在緊鑼密鼓的推進。劉鴻儒與李業廣帶領工作小組，通過比較內地與香港在公司法律、證券法律、會計制度和上市制度等方面的差異，尋找解決方法，經過近一年協商，最終為內地企業到香港上市鋪平道路。
劉鴻儒（左2）與李業廣（右3）
1993年8月6日，廣船國際股票在香港聯交所掛牌上市，成為我國第一家境外上市的造船企業。到當年年底，廣船股價走勢良好。整個H股發行，廣船實際收入3.1億港元。
1993年《中國船舶報》對廣船國際香港上市的報道
財源有了，狼也要來了
當「00317」的代碼出現在香港聯交所跳動的大屏幕上，任福煒可能還來不及去想，這只是廣船全新挑戰的開端。
隨着此後A股成功上市，廣船成為我國為數不多同時在境內和境外上市的企業。兩次股票發行，廣船募集了近10億的社會資金。1993年，廣船凈利潤達到1.1億元，同比增長64.38%；1994年，這兩個數字分別為1.57億元和41.7%。
廣船國際國內公眾股股票認購申請表
廣船國際舉行A股上市新聞發佈會
美好的時光總是短暫，尤其是在高度開放的國際資本市場，「烏雲」正向廣船襲來。
1997年7月2日。沒錯，就在香港回歸後的第一天，被稱為國際「金融大鱷」的喬治·索羅斯發動了一場「嗜血的戰爭」——亞洲金融風暴。
擁有猶太血統的索羅斯繼承了這個民族不同尋常的精明與堅韌，再加上歐美經濟學知識背景和實戰經驗，讓他在上世紀90年代成為國際資本市場談之色變的「狠角色」。
1992年，他擊垮英鎊，凈賺10億美金，名聲大噪。這一年，廣船剛開始謀求股份制改造和境外上市。
索羅斯
索羅斯如何擊垮英鎊
關於亞洲的這場「風暴」，通過下面的文字，也許您能夠感受到當時的「驚心動魄」。
索羅斯的如意算盤是：先從最不堪一擊的泰國、印尼、馬來西亞入手，進而攪亂亞洲”四小龍”。所以又把矛頭瞄準了臨近的香港，發起了閃擊！
7月中旬，港幣忽然遭到大量投機性的拋售，港幣匯率受到衝擊，一路下滑，已跌至1美元兌7.7500港幣的心理關口附近；香港金融市場一片混亂，各大銀行門前擠滿了擠兌的人群，港幣開始多年來的首度告急。
10月20日，香港股市開始下跌。第二天恒生指數下跌765．33點，第三天繼續下跌了1200點，最後下跌達10．41％。
同月，世界銀行在香港舉辦年會，當時朱鎔基、索羅斯、東南亞各國領袖都受邀與會，當時人民幣是否貶值成為年會最敏感而重大的話題。在22日的演講中，朱鎔基當場對全場（包括坐在下面的索羅斯）表示：「中國將堅持人民幣不貶值的立場，承擔穩定亞洲金融環境的歷史責任！」
此言一出，在場的亞洲各國領袖大鬆了一口氣，這也代表着朱鎔基正式向索羅斯宣戰！東南亞金融大戰正式開始！
……
1998年1月，香港爆發禽流感，全港陷入一片恐慌，特區政府撲殺130萬隻雞，疫情前後持續半年。
8月5日，索羅斯開始對港幣進行狙擊，國際炒家們一天之內拋售200多億港元。
此時，最重要是臨危不亂，香港金融管理局運用財政儲備如數吸納，將匯市強行穩定在1美元兌換7.75港元的水平上！為什麼要維護固定匯率呢？因為這是維護人們對香港信心的保證，一旦固定匯率制在索羅斯等率領的國際遊資的衝擊下失守，人們將會對香港失去信心，進而毀掉香港的繁榮。而索羅斯也已經投入大量真金白銀來押注，這註定是一場你死我活的戰鬥。
第二天，炒家又拋售200億港元，金融管理局再次咬緊牙關照單全收。其後6天，炒家繼續瘋狂出貨，多空激戰空前慘烈，恒生指數一路狂泄到6600點，比一年前幾乎下跌了10000點，總市值蒸發2萬億港元。
朱鎔基說：「中央不惜一切代價維護香港的繁榮！」
8月13日，香港政府攜巨額外匯基金進入股票市場和期貨市場，與炒家直接對抗，並十分強悍地宣布將「不惜一切成本，一定要將8月的股指抬高600點」！
量子基金也不示弱，索羅斯在《華爾街日報》上公然叫囂：「港府必敗」！
當時的全球局勢對索羅斯似乎更為有利，各地股市哀鴻一片，美國道瓊斯股指連連重幅下挫，歐洲、拉美股市受連累，都相繼跌下3%～8%。香港一役舉世矚目，如果恒生指數失守，港府的數百億元將付之東流。反之，炒家們將損失20億美元以上。
8月28日，多空雙方到了決戰之日！這一天是香港恒生指數期貨8月合約的結算日，國際炒家們手裡有大批期貨單子到期必須出手。當日，炒家拋盤瘋狂，港府照單全收，港市動蕩如駭浪中的一葉扁舟，成交額創下日成交量的歷史最高紀錄。
下午4點整，收市鐘聲響起，恒生指數和期貨指數分別穩坐7829點和7851點，索羅斯集團一敗塗地。
曾蔭權當晚宣布：在打擊國際炒家、保衛香港股市和港幣的戰鬥中，香港政府已經獲勝！
——《跨界戰爭》
儘管香港在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下抵擋住了索羅斯的輪番「進攻」，但香港與內地都付出了巨大代價。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股民震驚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市民正在擠兌
恒生指數在1999年才重回萬點以上，我國出口型企業也因為「人民幣不貶值」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難。
其中，廣船等造船企業不僅訂單寥寥，還受多種因素影響，導致利潤下滑、股價下跌。為了保證生產連續性，甚至低價搶單或者承接一些當時還不具備技術能力的高技術船舶，既影響上市公司業績，也對投資者信心造成打擊。
這些問題，在改制上市前，人們是預料不到的。如果不經歷國際資本市場的錘鍊，造船人也不會對跨境金融風險防控產生「懵懂的體會」——多虧當時中國金融市場並未開放，船企才能逃過一劫。
在汲取了血的教訓後，「見過世面」的中國企業在1999年再次加快赴港上市的步伐。到2018年6月，H股數量由6家增至256家，市值由182億港元升至超過6.43萬億港元。
當然，這些都是後話。
對力主廣船改制上市的任福煒來說，這一切他都看不到了。因為，1998年3月，在金融風暴最危急的時刻，退休不久的任福煒因病離世。
香港上市已成歷史，但任福煒（右4）帶領廣船走過的路程永遠值得銘記
可以告慰任福煒的是，風暴過後，逐漸恢復元氣的廣船依然是船舶工業管理最領先的企業之一，並在建立產權清晰的現代企業制度、加快資本運作的道路上，繼續創造中國造船業更多的「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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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中國船舶報》相關年份合訂本
廣船國際公司志及官方微信公眾號
《國有企業改革實錄（1998-2008）》等
策劃|張弘弢
編輯|李儼兒
美編|鄧琪凡
校對|劉 穎
船行40年
船廠見聞讓袁庚在蛇口插上「改革試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