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系”背后的“东方犹太人”,莆田为什么成为了“莆田”?

来源 | 迹象

作者 | 游晓璐

“莆田系”背后的“东方犹太人”,莆田为什么成为了“莆田”?

(图为莆仙戏演员在演出后台的镜子前)

原文标题莆田为什么成为了“莆田”》,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到一丝影子,为什么莆田人会被称为”东方犹太人”?超人李嘉诚、软银的孙正义,祖籍都是莆田。

“莆田系”背后的“东方犹太人”,莆田为什么成为了“莆田”?


莆田为什么成为了“莆田”?


        文丨  游晓璐 


“莆田系”背后的“东方犹太人”,莆田为什么成为了“莆田”?

“莆田系”背后的“东方犹太人”,莆田为什么成为了“莆田”?


(全文共 11655 字,阅读约需20分钟)

 

无人区

 

1661年,满族人已入关十七年,天下基本太平。唯有东南沿海的郑成功,高举“南明”大旗,固守福建。

 

郑成功的父亲已归降满清,但郑成功誓死不从。三面环山,一面临海,易守难攻的福建,为“反清复明”的势力,保留了一丝火种。

 

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清廷加紧对南明的夹击,郑成功节节退守。

 

1661年,郑成功带着南明军队,驶过台湾海峡,赶走荷兰人,攻下了台湾。郑成功成功收复了台湾,保留了南明生力军。

 

而台湾海峡对面的福建莆田,则被迫陷入了一场“逃亡”。


“莆田系”背后的“东方犹太人”,莆田为什么成为了“莆田”?


清初,莆田人抗清意志坚决,屡屡配合郑成功抵抗清军。郑成功东渡台湾,莆田成了弃子。


莆田,位于台湾西北方向,海岸线曲折,遍布小岛。清廷因为莆田人坚决抗清,十分震怒。为杜绝莆田沿海人对郑军的接济,清廷下令在莆田离海三十多里处划定界线,砌起界墙,强迫界墙外民众迁入界内,在莆田制造了灭绝人烟的“无人区”。

 

从此,莆田有了界内、界外之分。被迁弃的沿海之滨称为“界外”,被迫内迁的民众称为“界外人”。迁界后,界外百姓生活无着,有人越界捕猎耕种,结果立被斩首。

 

界外千亩良田被弃,界外人背井离乡,曾经森林茂密,文化繁荣,人口占莆田一半的莆田界外,就此沉寂。

 

这就是清初的“截界迁民”之役。

 

莆田本就人多地少,本还需消化数十万迁移的“界外人”谈何容易。严厉的政策数以十万计的莆田界外沿海居民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以致人口大量死亡。

 

莆田县人口从明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的148756人,锐减至清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的61361人,人口锐减一半以上。史书记载,莆田遍地“哀鸿遍野。”

 

理解莆田与“莆田系”,也许需要理解莆田的“两次重大劫难”。“截界迁民”,是莆田历史上的第二次劫难。

 

莆田第一次震惊朝野的劫难,始于明朝。

 

 

倭寇之患

 

明嘉靖年间,大量日本商人、武士、浪人联合部分中国人,在莆田沿海登陆,烧杀抢掠。他们被统称为——倭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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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寇的进犯,源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衰落。

   

明廷在沿海地区大力推行海禁政策。禁海,让原本依靠对外贸易的沿海商人失去了财富来源。为了秘密走私,部分中国人加入了倭寇的行列。史书上,倭寇是远渡重洋的日本人,但嘉靖年间的倭寇头目,实则多为中国人,其中有不少徽商。

 

1544年,朝廷派朱纨抗倭。朱纨三次打败倭寇,并严惩与倭寇勾结的商人与地方士绅。但朱纨的严厉抗倭,触犯了通倭的富豪地主利益。他们指使在朝官僚弹劾朱纨肆意擅杀,诬良为盗。

 

迫于各方压力,抗倭名将朱纨自杀。


此后,在闽官员,不敢抗倭。

 

倭寇日益猖獗。此后近20年间,倭寇侵犯莆田达15次,莆田几乎年年受难。

 

1562年,嘉靖皇帝耗费巨资,重修了故宫的三大殿。同年,倭寇再次在莆田登陆,这一次,他们长驱直入,攻下了莆田全城,据城三个月。

 

莆田,成了倭患以来全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被攻陷的府城。莆田陷落,全国仅有,朝野震惊。

 

城中无论官民都遭到血腥屠杀,“全城焚毁殆尽”,死伤不计其数,罹难的进士就有17人、举人53人、痒生356人。据莆田史料记载,许多妇女被奸淫后,洞胸断颈,遭割乳或割头,钉死或生焚,惨不忍睹。根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有3万余人死于这场灾难之中,其伤亡人数比旅顺大屠杀还多。


1582年的除夕之夜,倭寇进犯,有些莆田人为了躲过一劫,逃到山上避难。等风平浪静之时,已是大年初二,百姓各回家中,家里惨不忍睹,只能在大年初四补过年。莆田,成了全国唯一一个过两次年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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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莆田过两次年的习俗沿袭至今


来年,戚继光赶到莆田,兵分三路进逼剿倭,大败倭寇,救莆田城于水火之中。至今,莆田有多处戚公祠纪念戚公。

 

经此一难,莆田曾经繁茂的经济跌入谷底,教育文化更是一蹶不振。直到两百多年后借助近代教育,才得以逐渐恢复。以登进士第为例,明代洪武至嘉靖年间,莆田共登进士第413人,倭患后至明末,仅登125人,莆田宋代与明中前期那种科举辉煌,一去不复返。

 

莆田人口也大幅锐减,许多村庄甚至没有了男丁。莆田的“两顾习俗”正是源于倭患。兄弟惨死,莆田女子所生的孩子,也需继承女方家族姓氏。唯有如此,单薄的血脉才能继承下去。

 

经历两次劫难,莆田元气大伤。

 

如果说第一次明朝“倭患”劫难,切的是莆田的文脉,第二次清朝“迁界”劫难,伤的则是莆田的地脉。

 

相较于颇有争议的“莆田系”,有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老莆田版本是:宋代,莆田曾是举国闻名的书香礼仪之邦。

 

南北两宋共举行过118次科举考试,共产生状元118个,其中福建籍状元22位,而莆田籍占6位;共产生进士3.9万名,其中福建籍7607名,排名全国第一,而莆田籍独占1026名。

 

也就是说,宋代录取的进士,每39名中就有一个是莆田人。

 

当时,莆田人口仅为全国的0.5%,而考取的进士却占全国总进士数的3.5%。宋四大家之一的蔡襄与宰相蔡京,便是来自莆田仙游的堂兄弟。两宋时的莆田,文风炽盛,被称为“海滨邹鲁”、“文献名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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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繁盛的莆田书院

 

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 而莆田文化发展的轨迹,与华夏文化演进的轨迹,暗暗契合。

 

在元、明、清,经历管制、海禁后,莆田传统文化的元气,一点一点散掉。

 


界外逆袭

 

莆田靠海。历史上,莆田常“吃”海的苦。

 

所有的礼物,魔鬼都暗中标好了价格。而所有的劫难,也会偶然在黎明前种下逆袭的种子。

 

上世纪六十年代,一个来自莆田埭头的18岁渔民,在夜色里,乘着小船,从新加坡港口驶向波涛汹涌的深海,在黎明来临前的黑夜里,他总会提着黑色的石油,返回岸上。12岁,他跟着父亲,从莆田海边来到新加坡。因为家贫,他辍学卖鱼,因为敢闯,在海上当起了“油贩子”。他就是后来被莆田油商称为教父的“林恩强”。在林恩强的传帮带下,一个不为人知的石油帝国已经形成——莆田籍石油商人经营的加油站,占据着全国民营加油站一半以上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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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人林恩强曾经有“OK林”的绰号,坊间流传,当时在新加坡买卖燃料油,如果林恩强不点头说“OK”,即便有再多的钱,也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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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民营加油站


1979年,一位15岁的莆田东庄少年,父亲因无钱治病去世。少年悲痛欲绝,发誓不再当穷人。他跟着亲戚离开海边,四处刷电线杆,“扣药膏”。“一出来就拼命干,不是小干,是大干。”他是第一个在电视台做广告、第一个承包公立医院科室、第一个创办民营三甲医院的人。90年代,他已成为千万富豪。93年,他拿着3万多的大哥大,开着凌志行驶在长安街上,感到非常“派头”。他就是“莆田系”医疗“詹、林、陈、黄”四大家族帮主——詹国团。如今,以詹国团为首的“莆田系”医疗控制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民营医院。


“莆田系”背后的“东方犹太人”,莆田为什么成为了“莆田”?以詹国团为首的莆田民营医疗四大家族


差不多与詹国团同时,一个来自东峤汀塘的16岁少年,离开了靠海的莆田老家。“我出生在莆田最穷镇最穷村最穷的家里,甚至买不起书包。少年跟着同乡来到江西,从建筑学徒开始当起,仅用一年就成了工地负责人。他建桥时发现钢筋质量不过关,决定炸桥,损失上百万元。他重质量,讲信用,政府付不起尾款的工程他也坚持做下来,后来,政府用地皮抵掉当初欠的工程价,他筑路建房,凭借房地产迅速崛起。他就是莆田首富,正荣集团董事局主席——欧宗荣2018年,他以330亿元身家称为胡润中国百富榜排行第73名的富豪。与此同时,欧宗荣的哥哥欧宗金、弟弟欧宗仁均身家百亿。在福建,他们被称为“欧氏三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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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宗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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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恩强、詹国团、“欧氏三兄弟”,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莆田界外人。他们来自那个清朝强制截界,建起“无人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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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外,在莆田,不仅是一个地理上的位置,也曾是经济领域、文化意义的位置——它意味着“被排除在中心之外”。这里贫困、生存条件恶劣,甚至连莆田方言都带着与界内居民不同的“地瓜腔”。界外,曾处于莆田鄙视链的底端。

 

清时,界外的海边良田荒废后,迅速沙化,成了盐碱地。那里没有水田,不产稻米,只产地瓜。“不出来,只能把地下树根挖出来吃。”村民说道。界外的海风常年呼啸,村民住在用石头垒起的房屋中,在盐碱地、海里刨食吃。学者朱大可写道:“在漫长的农业时代,农耕竟然变得毫无希望,这是塑造莆田“界外人”出走的基本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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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界外的老厝

 

莆田曾有一个口号,“多培养一个大学生,少占一块地。”当界内学子正埋头读书,“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时,界外的少年们纷纷在亲戚、同乡的带领下离开莆田。

 

若干年后,我们回首这段历史,可以窥到:界外人不仅涉足民营医院、房地产行业,也垄断了全国百分之九十的木材、百分之八十的黄金珠宝生意。

 

处于鄙视链底端的界外少年们,用四十年时间,罕见地完成了财富与资源、边缘与中心的急剧反转。

 

界内人再也不敢看不起界外人了。

 

如今的界外,豪宅、别墅林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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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布莆田界外农村的豪宅


如果说莆田传统文化的式微与大中国轨迹暗合,界外人的逆袭史,则带着莆田式特色。

 

 

内向认同

 

莆田话,是莆田商人的接头暗语。

 

莆田话以晦涩难懂著称。唐安史之乱,大量北方人口迁移至莆田,在此定居。莆仙方言保留了大量唐时的中古汉语,与现代普通话相去甚远。神奇的是,在千年流变中,莆田夹在强势的福州、厦漳泉经济圈中,语言、文化却有着孤岛式的隔绝。外地人来莆,听莆田话,“如听天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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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的莆田话发音为“低桃”,与普通话相去甚远

对于莆田商人们而言,莆田话为它们构筑了一个天然的方言区堡垒——在这个堡垒内,商业信息可以不被破译地交流。

 

莆田人到哪里,莆仙“方言区”就被带到哪里。

 

“每天下班后,莆田籍员工会专门召集起来开会,即使一个做财务的文员,都可以和老板秘密商议事情。我们外地的雇员即使职级再高,也不会列席这种会。他们之间说话,都用莆田方言,比温州话和闽南语还难懂。一开始,他们这种小会还避嫌,到后来半公开,其他人也慢慢习惯了。”一位曾在莆田民营医院工作的人士透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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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生人的莆田人,做生意,最信任同乡、亲戚。语言、文化、地理的相对隔绝,使莆商产生了以同乡为半径的商业朋友圈。“闽”字,门里一条“虫”,莆田界外人相信,只有背井离乡走向全国,抱团在一起,才能称为“龙”。

 

从15岁开始,詹国团便跟着同乡外出“扣药膏”。“少则五六人、多则十几人,都是家里的七大姑、八大姨、兄弟、堂兄弟。在火车上,三个人一个座位,一个上面睡,两个人铺几张报纸,趴在座位下面睡。”“莆田系医疗帮帮主”詹国团回忆道。

 

最令詹国团感到自豪的,不是他的百亿身家,而是他带动家族、乡邻,实现了“共同富裕”。“中国民营医院的老板,我不是钱最多的,但我敢讲我带的老板有钱的人最多。起初跟我出来一起做的嘛,做着做着有钱了,也自己做了。我手下的亿万富豪、千万富豪、百万富豪太多了,这是我最自豪的地方,不但我自己做好了,还带动身边的部下,大家都做好了。”詹国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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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詹国团带动下莆田民营医疗企业抱团发展

 

莆仙有一个传统,只要有一个人发财,就会带动其他人一起致富。在传、帮、带的过程中,形成了特殊的“同乡师徒”制度。

 

相较于教育接受的是“公共知识”,莆田师徒制中传授的“私人知识”更具有实用性。


改革开放后创业的第一批莆田人,师父不仅不收徒弟费用,在徒弟创业时,师父甚至还还会为其提供生产工具与生产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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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岁跟着老乡到东北开加油站,在老乡的指点下,赚取了第一桶金。”莆田仙游籍石油商人、北京中福石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丁明说道。作为隐秘仙游石油帮的领头羊,丁明嫌少接受采访。但在一次商会采访中,他感谢了同乡。

 

与丁明一样,许多莆田人的”第一桶金“,始于同乡。莆田北高人用极短的时间掌握了黄金珠宝的生产环节。而这一切仅始一位北高村民叶仙芳自学成才的打银手艺。很快,黄金打磨在同乡间实现了“裂变式的增长。黄金珠宝的商业信息以令人难以想象的速度在这个这里快速流动。在北高镇孙村,每天都有直达北京、广州、上海、长沙、昆明的大巴,村民们能第一时间收获供求信息。沾亲带故的村民们分享着技术、信息与人才网络,甚至可以赊账。互帮互助中,北高形成了覆盖全国闪闪发光的黄金珠宝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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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秀屿北高镇在全国各地有2万多家黄金珠宝销售门店,5万多从事黄金珠宝产业人员,年销售额达2000亿元以上,占全国珠宝销售总额的三分之一

 

莆田同乡对稀缺信息的共享,撬动了稀缺资源的版块。

 

学者将这种基于族群形成的莆田商业模式称为“同乡同业”。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吴重庆认为,“同乡同业,使莆田在铜墙铁壁式的政治经济结构中,从经济实践中突围。”“经济活动与乡土社会网络相互依托,更重要的是,相互激活,使传统、乡土、家族这些有可能被认为是过去式的遗存,在莆田却呈现活态,不仅渗透于人伦日用,还贯彻于经济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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矗立于北高镇的黄金大楼

 

如今,莆田东庄医疗系、忠门木材系、钢材系、仙游红木家具系、油画系牢牢占据着全国同行业的半壁江山,但他们并没有获得与财富相匹配的尊重。

 

其实,莆田人最看重的并不是钱,他们渴望知识与权力,但不幸的是,他们只有钱。”一位莆田80后在评价“莆田系”时说道。

 

众所周知,“莆田系”存在诸多争议。

 

强悍的族群意识、内向认同、实用主义倾向与泛神信仰,在为“莆田系”作注脚的同时,也使莆田呈现了与众不同的复杂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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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仙游枫亭镇的皂隶舞者



人神共治

 

莆田秀屿区东庄镇马厂村的最高处,是一个寺庙。这里曾经是一座山。把山顶炸平后,村民们在这个风水宝地上,用了15年,花费2000万元,盖了一个“陈靖姑”庙。陈靖姑与“海上女神”妈祖齐名,被称为“陆地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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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靖姑庙

 

莆田人,什么神都信。从妈祖到九仙,从田公元帅到钱四娘,从佛祖、观音再到城隍爷、仙公、灶神,莆田民间信仰庞杂,释、道不分。

 

管理马厂村陈靖姑庙的69岁老人,叫陈德良。他是“莆田系医疗”的教父。1979年,正是他带着詹国团等“八大门徒”到全国各地治疗皮肤病,才有了如今广阔、颇有争议的莆田系医疗版图。

 

2016年,当莆田民营医院因为“魏则西”事件被推上风口浪尖时,颇有远见的陈德良已返回家乡祈求神灵保佑东庄人。

 

据《中国企业家》杂志报道,90年代,陈德良因视力不好等原因,驾车撞死另一名老人,被法院判了刑。出于我国法律对老年人的特别照顾,陈德良得以监外服刑。回到村里,陈德良开始筹备建庙。

 

“很在意善终。”陈德良说。“建庙,是为了让菩萨保佑我们东庄人,没有菩萨,哪有东庄人的今天。”


从前,陈德良师从广东惠州的耍猴游医,研制了治疗疥疮的偏方。但关于心灵,如今已是马厂村陈靖姑庙管委会主任的陈德良相信神灵保佑。

 

许多莆田人相信,神力量强大,从就学、经商到生老病死,莆人都会勘问神灵。抽签、托梦、神仙、鬼魂上身等种种灵异,对于莆田人来说,都不是怪事——这些灵异是从小到大耳濡目染的“精神体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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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荔城区东阳村元宵节


莆田有被《国家地理杂志》誉为全国最疯狂的元宵节。在元宵节上,莆田人神灵附体,上刀山、下火海、喝铁水、打铁球。涵江镇前人出游时,在有3把钢刀的刀轿上,用布满200根铁刺的铁球击背,鲜血顺着背流下来,血肉模糊。新度锦墩人把融化的铁水洒向天空,人打着赤膊,站在铁水下,瞬间,高温铁水洒在人身上,火树银花。涵江梧塘村民,赤脚在火上走,秀屿莆禧人,爬上17米的刀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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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元宵打高温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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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元宵踩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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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元宵爬刀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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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元宵穿火


在外地人看来,莆田人拿命在过元宵,但本地人,则将其看作是肉身对神的献礼,神对凡人的加持。即使皮开肉绽,血水横流,也在所不惜。平日里是普通人的百姓,在元宵仪式上,被当作“天选之子”,完成种种不可思议来展现神迹。他们已经不是人,而是“僮身”。即使经历常人难以忍受的“酷刑”,但因为有神护佑,僮身完成任务后伤口不久即可痊愈。在元宵节里,人们脱离了以往的生活经验,进入了一个远古巫风遗存的空间。在这种全年最激烈、疯狂的“通过仪式”上,莆田人完成了对神灵的集体膜拜。同时,在炙热集体情感与近似宗教体验的元宵仪式催化下,凝聚全村力量的游神,也强化着莆田各族群间的内向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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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元宵打铁球,僮身血水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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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元宵蹈火


丁荷生(Kenneth Dean)和厦门大学郑振满教授曾在莆田做了15年调查,他们研究了莆田七百多个村子后发现,莆田平均4.7个村庄会联合在一起举行共同的仪式和游神活动。平均每个村庄有3.6座庙,庙里平均供奉神像4.03尊。在某些村庄,庙更是多达18座,供奉的神像甚至多达35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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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祖巡游,莆田人为妈祖订制了专属动车票


莆田,是一个神、人共治的空间。莆田人若经历家宅不幸、生意不好、久病不愈、子女晚婚等等,他们会相信,“可能是神灵生气了、风水不好。”为了扭转局面,老一辈莆田人会在各种庙里求问,并向神许诺种种好处。“若完成心愿,会向菩萨(仙公等)进贡x顶金帽、演x出莆仙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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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看来,莆田人的许多神,是人性化的,可以商量的。神富有人情味,并具有实用主义倾向。莆田特有剧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莆仙戏”的一大功能,就是“娱神”。通常,神帮助人们达成了的重大心愿后,信众们会请莆仙戏班子在庙前演几出戏。相比“规则”,老一辈莆田人更相信“神”与“人”之间的契约。


对于一部分莆田人而言,规则若是不实用,或者有损自身利益,便可以暂时放弃。有来有往的“神、人”关系,则取代规则,成了莆田日常生活的重要行为逻辑。

 

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的地理条件、艰深晦涩的莆田话、实用主义与人神互动的思维方式,使莆田形成了相对坚硬、自成一体的精神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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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硬核”的莆田,有时会使刚来莆田的外地人、甚至感到不适。

 

“从前,我在福州的时候,人们通常会问:“你是哪里人?”但在莆田,人们会问的是:“你是外地人吗?”莆田人把“外地人”与“本地人”分得很清。甚至给外地人取了一个“客边”的称号。”一位在莆田工作的三明人王晓榕说道。“当莆田人得知我是三明人后,第一反应通常是,你们那里山很多吧?是不是很少吃海鲜?”


莆田在对外抵抗偏见的时候,也在形成偏见。“还是莆田好!”一些久居莆田,外出旅游的莆田中年人,常会生出这样的感慨。

 

但这是一个悖论。虽然经营民营医院、药材、石油、黄金的莆田人富甲一方,但因其产业多在外地,莆田本地的经济并不算发达。2018年,莆田全市GDP为2236.01亿元,在福建省9地市中排名第7,仅高于宁德、南平。


在莆田仙游县,一个入职7年科员级别的公务员,每月到手工资不足3000元。若在工厂、公司打工,每月收入大概率为3000-5000元。而莆田市区里的房价,每平米1.3万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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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城区(荔城区、城厢区)房价走势图

(数据来源于安居客)


对于工薪阶层的莆田普罗大众而言,生活并不容易。

 

但莆田的父辈们颇有阿Q精神,生活很容易让他们感到满足。他们一方面嫉羡福州、厦门人,一方面又自我安慰道,“大城市的生活压力多大,房价太高,还是莆田好——环境好、空气好、海鲜多。”他们热衷于让独生的莆田年轻人回莆工作。


截止至2019年9月,莆田共拥有1家上市公司,对于年轻人而言,莆田的就业机会不多。政府部门、国企、事业单位成了他们的就职首选。但僧多粥少。


数据显示,2019福建省公务员省考,莆田秀屿区信访接待站,仅招收一名,就有198人报名。而秀屿笏石镇,一个乡镇科员的岗位,就有192人报名并通过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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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福建省公务员考试莆田市秀屿笏石镇科员报名人数


公务员考试竞争日益激烈。几乎每个莆田家庭,都有孩子曾经历过考公折戟、再战。


来自莆田涵江的于晓光,毕业2年至今,事业单位加公务员考了近10次,仍没有“成公”。在2019年4月举办的福建省公务员考试中,他再次失利。


“不适合这条路吧,我已经尽力了。天天都在听大人讲,你现在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工作,好像自己在做偷鸡摸狗的事。”于晓光说。目前,他在一个事业单位做“临时工”。为了满足父母的心愿,他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每日上班,回家看书、陪父母看电视,“感觉都没有自己的朋友了”。“心态有点崩,考公又考不上,我都开始长白头发了。”


莆田,压抑得让他想离开,但他不敢离开。“离开家,我妈妈可能会崩溃。我妈妈是童养媳,她常常对我说,她的童年过得很悲惨,让我好好赡养她,不要离她太远。我在家,妈妈很开心。这几年,她都开始叫我宝贝宝贝了。”于晓光说。

 

于晓光高中时期的年段第一,也奋战在考公的路上。“我以为她会去读研,没想到这两年也一样在考公务员,好可怕的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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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公,对一部分莆田年轻人而言,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笔者对在莆仙地区事业单位、政府部门工作的20名80、90后进行采访后发现,90%的受访者表示回莆是顺从父母意志。“我在厦门工作的时候,我爸中午一个电话,晚上一个电话,每个电话的中心就是希望我回来。”如今在莆田仙游县某事业单位工作的李依景说道。

 

莆仙强悍的父母意志限制着年轻人的自由流动。虽然父母意志表面上看上去硬核无比,但内里实则是无力与虚空——他们缺乏足够的财力与理解力去支援下一代不可预知的未来,只能用自己有限的认知为子女寻找护荫,而这种护荫的主要来源是——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和国企。经历过文革的动荡与农村穷困生活的莆田父辈们,缺乏安全感。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时没有搭乘“莆田系”经商班车的莆田父辈们,勤学苦读,努力挤了上“高考”这座独木桥,告别农村户口,吃上了商品粮,成为了公职人员。这种脱离漫长农业生活的成就感持续数十年,直到在高昂的房价面前被打败莆田人不相信眼泪,相信子女。在成功与辉煌都远离的今天,他们已是一名螺丝钉,子女成了生活中不灭的希望。为了保障他们的晚年安全感,在威权下,不管愿或不愿,一代80、90后子女回到了他们的身边。


“莆田系”背后的“东方犹太人”,莆田为什么成为了“莆田”?

莆田特色小吃“红团”

寓意着“红红火火,团团圆圆”


 

赛跑

 

2016年,90后李坚雅辞去了莆田某区区委办的工作后,准备考研。李坚雅是区领导秘书,她有着比同龄公务员更光明的前途。但几乎没有周末的加班生活让她窒息。她志不在升官,想辞职。通常情况下,辞去公职,会被父母视为“极没面子”的事。她的父母,是传统的莆仙式父母。“经过4年的斗智斗勇后,她发现,父母是可以被说服的。”李坚雅说。父母默许了她的决定。“有时候,我们把外界的困难、影响,想象得太强大。”

 

2017年,李坚雅考上了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离开了莆田。

 

同一年,在距离李坚雅家五公里处的东阳村,一个灵媒去世了。灵媒已将近80高龄,生前,他掌管着一个村庙,庙中,供奉着方圆十里百姓笃信的神。东阳村中,只有他一人拥有与神对话的能力。村民们家中遇到难事,常委托他求问神灵。而神也总能借灵媒之口,给出令人信服的回答。灵媒去世后,村民变得有些迷茫。遇到难解的问题,该问谁呢?

 

随着老一辈人去世,莆田乡村从前建立起的价值秩序,正在一点一点瓦解。

 

莆田正在发生改变。

 

“莆田系是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词汇。为什么莆田人喜欢抱团?因为过去的莆田太穷了。那时候,莆田大多数地区一穷二白,但凡有人干成了一件事,其他人,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大家紧紧抱团,直到占据产业的各个链条。曾经的莆田,不像其他地方有很多出路。莆田人别无选择,要生存下去,就要抓住那支救命稻草。莆田人能吃苦、勤劳,这是不容否认的,这也是相关产业可以发展壮大的原因。”林育程说。

 

林育程是莆田仙游县人,从事传媒工作。他创办的《美在中国》杂志,通过九年的积累,已成为古典家具类期刊中的佼佼者。“近年,我发现,新莆系正在崛起。他们大多数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独立的判断能力,不以利己为商业基石,更有格局、远见和担当。他们接触的信息更多,更包容,更开放。他们的身上,大多数没有强烈的地域特色,与其他地方的青年趋于大同,这种‘大同’,承载着一些普世价值。这部分莆田人中,以80后居多。”林育程说。


大多数人或许并不知道,时下风靡的“美柚”APP创始人,正是莆田80后——陈方毅。


“莆田系”背后的“东方犹太人”,莆田为什么成为了“莆田”?


媒体曾将美柚的陈方毅与滴滴程维、陌陌唐岩、今日头条张一鸣并称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四小天王”。但“三小天王”相比,陈方毅显得低调许多。


“在闽南文化里,我们从来不称自己为创业,一旦有人问在外面干什么,是不是发大财了,我们都说,哪有哪有,‘赚吃’而已。”陈方毅在接受《商业人物》杂志采访时说道。


“莆田系”背后的“东方犹太人”,莆田为什么成为了“莆田”?

生于1986年的陈方毅是土生土长的莆田人


2014年,陈方毅入选《财富》中国40位40岁以下商界精英榜单,2015年入选《创业邦》30岁以下创业新贵,2017年,美柚实现净利润1亿元。


在2017年美柚的年会上,陈方毅曾分享过改变他人生的故事。


“最早我们是5个人创业。我带着我们班4个同学,一共凑了16万块钱。第一年,公司就实现了现金流为正。公司钱开始慢慢变多,但实际上还没有盈利。那时候,我们5个人坐下来,讨论怎么分钱。可是那时候,我的想法不太一样。我的想法是,钱还没算挣到,我们应该把钱留下来,等以后发展再说。但是大家意见不一,最早时大家刚合作,想法也都不一样。所以,我们每个人拿一张小纸条,在上面写上自己希望今年分到多少奖金。非常有意思的是,五个人写的都不一样。当时,我因为这件事,挺难过的,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么快就要分钱,我想的是要看未来。后来,其中两位希望分得最多的,离开了公司。我想说的是,我们留下来的,都是有长期眼光的。也就是我们,不短视。”

不膨胀,不短视,不计较。这是我多年为人处世的原则,也成为了价值观的一部分。”陈方毅说。

“莆田系”背后的“东方犹太人”,莆田为什么成为了“莆田”?陈方毅演讲。如今他已身家上亿

莆田人颜海榕比陈方毅大6岁。他曾是 “红木二代”。他的家族,在莆田仙游经营着红木家具生意,但他却选择了做一名“出走者”。9年前,他来到云南丽江,开民宿。“刚到云南的时候,我跟当地人说,我是‘新莆田人’。那时候,大多数人,对莆田没有印象,提起福建,只知道厦门、福州。后来,莆田系火了,对莆田人的认知变成了是“莆田系”。人太丰富了,生活也太丰富了,莆田人不都是一样的。我想带来一些新的商业价值观。”颜海榕说。

 

颜海榕留着长发,常常带着一顶帽子,穿中式长袍、马褂,吃素食,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如今,颜海榕在丽江、大理拥有两家“胡思年月”高端禅意民宿,一家素食餐厅,过上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生活。但生活并非一帆风顺。此前,在洱海环保行动中,颜海榕建在洱海畔的民宿被拆除。对他来说,民宿不仅是为旅者打造的禅意空间,也承载了他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因为热爱,即使面对一片废墟,他也没有放弃。他花了三个月时间,重建了民宿。


“莆田系”背后的“东方犹太人”,莆田为什么成为了“莆田”?

颜海榕(图左)与重建后的民宿(图右)


“前几年,红木家具行情火爆的时候,一些莆仙年轻人放弃了大城市的生活,回到莆田仙游投身于红木热潮中。这一两年,红木降温,他们特别痛苦。大城市的房子、车子已经卖掉了,但是红木生意又没有起色。他们常常问我:“要不要继续坚持做红木?”我说,“如果你是因为热爱这个行业,就继续坚持下去。但如果仅仅是想赚钱,那还是早点该干嘛干嘛。”我相信,因为热爱而留在行业里的人,最终是会成长为一股新的商业力量。这种商业力量会塑造“新莆田”。曾有一段时间,只要做对了行业,找对了风口,就能赚钱。但现在,各行各业越来越规范,投机主义者的空间越来越小,从前草莽式、竭泽而渔式的创业时代一去不复返,很多行业都面临着转型、洗牌。我一直认为,媒体曝光莆田系,是一件好事,这让我们反思自己,改变自己,从长远看来,是一件好事。”颜海榕说。


“莆田系”背后的“东方犹太人”,莆田为什么成为了“莆田”?

媒体关于莆田系的部分报道


媒体上,除了民营医院,莆田最常被曝光的产业非假鞋莫属。莆田,被称为“假鞋之都。”数年前,曾有一个莆田人陈英洪,投入五千万元,做原创鞋品牌,但最后一败涂地,背上巨额债务。失败的陈英洪,被媒体称为“莆田叛徒”。在莆田做原创鞋品牌,在一部分人看来,是冒险行为,是少有人走的路。


但这条路上,始终有人在走。莆田鞋品牌“玩觅”发起人郭景曾是耐克代工厂的资深工程师,2013年起,玩觅开始做原创鞋品牌。郭景是莆田西天尾人,从一开始,“玩觅”就被打上了“莆田系”的标签。“莆田在鞋子生产方面拥有着专业的人才和生产线。不管是莆田系、还是莆田鞋,有坏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 ”郭景说。


近年,郭景的玩觅团队打造了两条生产3000双鞋的生产线,获得了100多项专利。 “莆田在过去如果做了一双假鞋,那么我可能需要创造10种真正好的创新产品才能抵消这种负面影响。”郭景说。

 

莆田市长李建辉曾公开为莆田鞋站台:“穿了莆田鞋,就不想换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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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穿着莆田鞋的莆田市长 


莆田,是一个充满魔幻气息的城市。白天,郭景们在创业基地里研发运动鞋新品,夜晚,销售高仿鞋的“阿冒们”骑上电动车,穿梭在以安福电商城为中心的城市道路上。夜晚的街灯照在背着巨大纸箱的阿冒的身上,他们穿过一幢幢居民楼。灰色的居民楼,隐匿在夜色里。南方夏天的雨水和烈日,把什么都泡得胀大了——红绿灯、车辆、行人、鞋……街上显得异常拥挤。已经是凌晨一点钟了。车头连着车尾,刹车声连着启动声。人们常常把这里称为“鬼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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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福夜市

 

“白市”与“鬼市”,这是一场赛跑。

 

竞赛,发生在莆田的多个赛道上。“信规则还是信神、原创质造还是山寨制造、开放还是闭合”等命题,始终萦绕在莆田上空。

 

宋时莆田的辉煌早已远去,明、清历史上两次劫难使曾经开放、多元的莆田走向衰落。改革开放后,海边的莆田人开始了草莽式的商业逆袭。莆田通过乡邻抱团经商、民间宗教、家族内聚形成的内向认同,合力形成了现在所看到的“莆田气质”。可以说,当代莆仙文化的部分气质,是60、70年代文革生人塑造的,这是一种典型的“父辈文明”:威权、集体主义、缺乏积极自由。

 

但一代80、90、00后也在莆田成长。

 

“对莆田没有爱,但又离不开。”一位莆田80后李凌说道。也许,莆田的改变,就将发生在这些人中间。   

                                                                                                       文 游晓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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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莆田发展简史》

吴重庆:《另一个莆田系的观察》

严凯:《教父陈德良》

赵晗:《另一个莆田系:4000亿“打金王国”是如何炼成的》

朱大可:《黑白两种莆田系的生态追问》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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